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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人居:迈向幸福城市

信息来源:新浪城市    点击数:7567    时间:2012-02-27   

  在宜居城市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上,不同时期的学者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研究视角和内容中都不同程度地蕴藏着对城市人居价值的一致追求。

  一、 宜居城市研究的前沿理论

  宜居城市建设是近年来提出的一项新研究课题,国际上对宜居城市的概念及其建设理论的研究都处于探讨阶段,缺少公认的统一界定和完整体系。但有关城市建设思想、城市规划基础理论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都为宜居城市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和指导。

  (一)宜居城市理念的探索

  一般认为,城市宜居性的正式研究之源,始于20世纪60年代简·雅各布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在该论著中作者第一次对城市的宜居性提出质疑和探索,呼吁创建更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1960年希腊著名规划师道萨迪亚斯(C A Doxiadis)提出“人类聚居学”,对宜居城市的理论探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随后一些关于宜居城市建设与规划的理论研究相继出现,比如生态城市、文化城市、新都市主义、新田园城市等规划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英国经济学人咨询集团智库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简称EIU)关于世界宜居城市调查评估备受全球关注。

  历经近30年的探索,到1990年初,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生态环境压力增大、城市安全问题凸显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上日程,关于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城市宜居性正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1996年6月13日至14日第二届联合国人居大会上形成了《人居议程》,首次将“人类栖息地改善”当作联合国新时期关键使命,并正式将建设宜居城市作为全球城市发展的共同理想。人居的共识与行动,标志着宜居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探求迈向了更高、更新的水平。

  2001年10月出版的吴良镛院士的著作《人居环境科学导论》,系统地介绍了人居环境科学兴起、发展与主要理论方法,这也标志着国内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正在形成。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国内宜居城市理论的探索也随之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2005年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将宜居城市确立为发展目标之一,开启了我国城市宜居性规划的新时代。

  (二)宜居城市理论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在人类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城市的建设者和规划者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城市宜居性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思考。从《易经》、《道德经》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从《太阳城》、《田园城市》到道萨迪亚斯的人类聚居学,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理想生活与住所的积极探索与追求。[1]

  1 国外宜居城市理论研究进展

  宜居城市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撰写的《理想国》描述了一个理想城市的状态:城市是一个为着自身美好生活而保持很小规模的社区,社区的规模和范围应当使其中的居民既有节制而又能自由自在地享受轻松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则提倡城市中财产应私有公用,公民应轮流执政和必须实行法治,城邦规模适中。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了古希腊人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也是西方文明中对城市宜居性最早的探索、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规划者和思想家纷纷追求理想王国的城市图景,并由此延伸出了很多所谓“理想城市”的设计模型。1898年,霍华德出版了《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正式吹响了改善城市质量、关注城市生活的号角。

  20世纪50年代后期,西方社会的学者们又进一步提出应该努力实现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的密切结合,并开始从社会与人群的角度考虑环境问题、1958年,希腊学者道萨迪亚提出“人类聚居学”,强调要从自然界、人、社会、建筑物和互联网络这五个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中来研究人居环境、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该书的出版唤醒了美国以至于整个西方国家对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视。人们从此开始寻求一种能够解决城市人口猛增、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城市发展无序蔓延等弊端的城市规划途径。

  1994年,美国现代风景园林的先驱约翰·奥姆斯比·西蒙兹在《21世纪园林城市:创造适宜居住的城市环境》一书中提出“高效、健康、有活力”的“花园—公园”城市模式。[2]他认为,21世纪的园林城市应该是富有表现力的城市、功能的城市、便利的城市、合理的城市、完整的城市,它们将更适合人们居住。作为一个概念,21世纪园林城市的模型既符合霍华德的思想也和当代先进的城市规划技术相一致。1999年,现代建筑国际协会(CIAM)在北京召开会议,拟定了《北京宪章》。宪章中指出:要创造美好宜人的生活环境,要提高社会对建筑的共识和参与,共同保护与创造美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建筑师要追求“人本”、“质量”、“能力”和“创造”……在有限的地球资源条件下,建立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公平的人居环境。

  在上述思想理论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研究者们逐渐形成了关于“宜居城市”概念内涵的代表性认识。《大温哥华地区长期规划》指出,宜居城市指的是一个具有下列特征的城市系统:它应该满足所有居民的生理、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求,同时有利于居民的自身发展。令人愉悦而向往的城市可以满足和反映居民在文化方面的高层次精神需求。要想达到这个主题所要求的目标,我们必须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相关原则:社会公平、个人尊严保障、公共设施的无差别共享、和谐的城市氛围、公众参与和管理授权。[3]

  埃文斯(Evans,2002)认为:城市的“宜居性”概念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适宜居住是其中之一;其二,宜居城市应该符合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如果城市就业和住房发展等规划和管理政策的实施都是以牺牲城市环境为代价的话,它只会使得城市及其周边区域的环境不断退化,城市宜居性的问题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4]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Sustainable Cities)在一份关于宜居城市的报告(2005)中提出将“宜居城市”比喻为“生命有机体”,用生动的比喻描述了不同城市要素所承担的城市技能,成为宜居理论的新探讨。

  综上所述,国外对于宜居城市的理解比较注重城市现有和未来居民生活质量的三大类因素,即适宜居住性、可持续性、适应性。宜居性不只关注城市的居住环境,同时非常重视居民参与城市发展的决策能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追求的不仅是当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高低,也重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潜力;此外,城市对危机和困难的可适应性也是宜居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这些思想逐渐成为近年来普遍认可的观点。

  2 国内宜居城市理论研究进展

  追本溯源,中国古代人本主义思想中已经蕴含了朴素的宜居理念。在人与自然和谐即“天人合一”的人生理想追求中,外在自然的“天”,被赋予了肯定性的价值和意义,并加以人类情感,成为具有道德意志以至情感内容的“天”。由此,人与自然两情相洽的审美观照,很早便成为现实生活的重要内容,由此演变发展为自然美学,成为建筑、艺术、哲学的基础理论。[5]此外,中国古代的风水理论以传统哲学的阴阳五行为基础,糅合了地理学、气象学、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心理学以及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将崇尚自然的山水文化同城市环境和经营融于一体,指导了千百个中国传统山水城市的创造和建设,成为山水城市思想的原型。[6]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蕴含了大量的宜居思想原型,但国内真正针对宜居城市以及和宜居相关的研究最近几年才刚刚起步。1990年,钱学森先生在写给吴良镛的一封信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应该建“山水城市”的设想,并在1993年2月的“山水城市”座谈会上明确发表了他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建设山水城市》的论文,自此国内城市科学研究开始关注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7]。中国城市建筑理论的探索先锋吴良镛院士长期致力于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1993年他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大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人居环境科学”的倡议,由此拉开了中国宜居城市建设理论和实践探讨的序幕。

  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们陆续开始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关注以人为本的人居环境规划与建设:方可(1999)在《生态化、宜人性与文化特色——创建21世纪中关村人居环境》一文中提出了中关村的规划建设要瞄准世界一流,强调“人居环境建设”,追求生态化、宜人性和开放性;田银生,陶伟等(2000)对城市环境的“宜人性”创造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城市环境“宜人性”应关注的物质要素及评价标准;邓清华,马雪莲(2002)提出了城市人居理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安全、天人合一、宜人性、平等和文化性;周志田(2004)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经济发展潜力、城市安全保障条件、城市生态环境水平、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城市居民生活便捷度六个方面对中国城市进行适宜人居度的评价。以上这些研究为宜居城市理念的提出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也基本构建了国内宜居城市理论的基本框架。2004年,北京市规划委在京城未来发展定位四大目标中正式提出“宜居城市”的概念并将“宜居城市”作为北京未来发展的目标之一。此后,宜居城市概念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界专家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任致远(2005)提出了宜居就是“易居、逸居、康居、安居”的概念,并针对宜居城市的条件和衡量标准进行了研究[8];袁锐(2005)认为宜居城市至少应该有经济发展度、社会和谐度、文化丰厚度、生活舒适度、景观怡人度、公共安全度六个方面的判别标准,等等。[9]

  (三)关于营销城市宜居性的研究

  宜居城市的营销探索中一个有代表性的提法是:根据“五宜”指标和城市营销的元素,提出“一个理念,三个推动力,两个基础”的城市营销模式。其中的“一个理念” 是指通过城市营销要打造“宜居、宜业、宜学、宜商、宜游”的城市,“三个推动力” 是指城市政府、客体、社会,“两个基础” 是指城市物质条件和城市的软、硬环境。“五宜”城市营销模式是以“五宜”理念为核心,利用城市政府、城市营销客体和社会公众之间互为推动的关系,在城市营销的物质条件和软、硬环境搭建的平台上,实现城市价值的完整模式。城市政府、城市营销的客体和社会公众为城市营销提供动力;而城市物质条件和环境只是框架或背景,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城市营销才能顺利进行。“五宜”理念应该是一套成功城市营销模式的中心,同时也是城市为之努力的目标。“五宜”理念的第一要义自然就是“宜居”,居住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只有城市的客体满足了居住的生活需求,才会有追求更高需要的可能。

  总结国内外宜居城市建设的理论和思想实质,一般可以主要着眼于六个方面:①经济发展为人们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丰富的物质生活;②社会稳定是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③文化为创造良好的社会人文氛围,并为人取得自身发展提供可能;④舒适的居住和怡人的景观提供给市民更多的享受空间;⑤城市设施的安全体系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提供生命的保障;⑥物质环境是宜居城市建设的基础,人文环境是宜居城市发展的深化。六个方面有机结合、协调发展,共同创造出健康、优美、和谐的城市人居环境,构成宜居城市系统。

  [1] Huang Guangyu, Huang Tianqi. EcoPolis: Concept and Criteria [R]. Earth Summit: The Global Forum Riode Janeiro, Brazil, 1992.

  [2]王欣:《美国当代风景园林大师——J O 西蒙兹》,《中国园林》2001(4):75-77。

  [3]参见2003年A Sustainable Urban System: The Long-term Plan for Greater Vancouver, Vancouver: Canada cities。

  [4] Evnas, P. (ed。). 2002. Livable Cities? Urban Struggles for Livelihood and sustainability [M]. California,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5]王芳、陈惠芳:《试谈中国传统哲学对现代城市规划的启示》,《南方建筑》2005(5):77-80。

  [6]元萌、牛原、陈伟莹:《风水与城市》,《华中建筑》2005,23(2):81-83。

  [7]刘沛林:《人居文化学:人类聚居学的新主题》,《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9(1):12-16。

  [8]任致远:《关于宜居城市的拙见》,《城市发展研究》2005,12(4):33-36。

  [9]袁锐:《试论宜居城市的判别标准》,《经济科学》2005(4):126-128。

  摘自《中国城市营销发展报告(2009-2010:通往和谐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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